什么是文化自觉？

在前面几期公号文章里，我们编选了十则关于“文化继承”的故事。这些故事的主人公，有古代圣贤，有历代学者，有科学家发明家，还有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，在中华文化绵延流传的历史进程中，文化继承并不是局限在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领域里，而是这个文化传统和文化谱系里所有人共同的志业。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类型，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。

回顾这些传统故事，我们会发现，中国古人从很早就有文化自觉的意识。什么是文化自觉？根据著名学者费孝通的说法，所谓文化自觉，就是对文化的自我觉醒、自我反思和自我创造，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，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。在《“画字”与“写字”》中，周星莲对汉字特质的认识，非常精到地揭示了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的特质，而这恰恰正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类型（如以英语为代表的表音文字）的重要区别。“字为心画”，字画同源，作为中华文明传承重要载体的汉字就是如此充满诗情画意，这种文化上的自我觉醒，其中包含着多么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啊。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，同样表现在当同僚对“古有指南车”表示质疑时，马钧那句“古有之，未之思耳，夫何远之有！”的从容而又坚定的回答中。

一般来说，文化自觉往往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才更容易得到突显。而从我们所选的故事中可以看到，我们民族的文化自觉，在传统意义上（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相区别）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文化自身的内省。不管是《吕氏春秋·察传》中对“夔一足”的阐释中所彰显出的对礼乐和合功能的自觉追求，还是《“画字”与“写字”》对汉字文化诗性特质的本质认识，都带有鲜明的内省色彩。因为阐释就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发现，就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建构。在这样的文化自省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发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，而且不断建构起我们民族文化的整体意义，勾勒出了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取向和发展轨迹。

《中庸》开篇就讲到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崇文重教，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特征，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、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《学记》中就有记载“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（xiáng），术(suì)有序，国有学。”这种对文化教育的重视，既体现在官方，也表现在民间。《郑玄求学》中的“太学”就是朝廷所设的最高学府，《辕固正学直言》里的辕固生，就是太学中设立的专授《诗经》的博士。考之历史，这种官立学府从夏代可能就已经初具雏形，在人类历史上，这是无与伦比的。除此之外，从《李凤林兴学》的故事中，我们又能够认识到一般百姓对文化教育的普遍重视，而这绝对不是个例。民间“敬惜字纸”的传统，“化纸炉”这类器物文化，都充分体现出我们民族自上而下对文教事业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。

有“教”就有“学”。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对“学”的重视，恐怕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相比的。流传至今的很多文化典籍，如《论语》《荀子》，等等，都是开篇就讲“学”的重要性。至于劝学、力学、苦学、乐学、奖学、助学的故事、名言，更是多得不可胜数。《郑玄求学》等都是显例，毋庸多言。关键是我们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要弄清楚，在“学”中最重要的是什么。不管是《孔子学琴》，还是《辕固正学直言》，其实都告诉我们，为学应当志于求道。什么是“道”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“道”就是正常的人性，为学就是让人成为堂堂正正的人，因为“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”，为学最重要的就是锻炼人性，提升自我，而不单单是学习技能技巧。孔子学琴，如果仅仅为了弹得熟练一些，掌握弹琴的技能技巧的话，就不会在师襄的一再催促下依然“不进”了。他之所以“久而不进”，反复弹奏那一支曲子，是因为他对学习的要求更高，他不仅要“得其数”，而且还要“得其志”，进而“得其为人”，在学习中与先代贤哲实现心灵的沟通、精神的对接。这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学”啊，也只有这样的为学，才能担当起文化继承的使命。

既然为学应当“志于道”，那么为学者就必然要有对“道”的担承，自觉地成为“道”的守护者和实践者。因为对文化的继承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本上，停留在学问里，而应该表现在文化历史进程中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文化行为中。当文化根脉命悬一线时，伏胜“壁藏《尚书》”的行为是对“道”的担承；面对皇帝与“太后”，辕固能够坦陈己见，不苟合取容，也是一种对“道”的担承。这些人，正是在对“道”的担承中，担当起了文化继承的使命。

来源：如兰斯馨

编审：王万鹏